最初的新式中国历史教科书大多

最初的新式中国历史教科书大多编译自日本的“东洋史”或“支那史”。日本史家更早地用近代历史书写模式来编写中国史书，并为国人编写中国历史教科书所仿效。至今仍受好评的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1905年）同样“在形式或体裁方面，实受日本东洋史编著者的影响”。但是，日籍中国史书对一些历史问题的解释或处理并不符合国人认知或中国立场，编译自日籍教科书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会根据需要做出相应的删削、补充、修改与调整。如中学教科书《新体中国历史》编译自市村瓒次郎的《支那史》，编译者吕瑞廷、赵澂璧认为：“近译日人所著东洋支那史，非失之略，即失之浑……日本市村瓒次郎、泷川龟太郎所著中国史，于治乱原因，颇有所见。因出己意，逐加考订，正其讹误，而补其缺略，凡于政治之沿革，文明之变迁，尤三致意焉。”看得出编译者使用日籍史书是经过选择的，并且会“因出己意”做出改编以适应国内新式学堂对中国历史教科书的使用要求，而“非失之略，即失之浑”与“于治乱原因，颇有所见”的褒贬之辞，则多少反映了不得不选取他人史籍编译教科书的纠结心理。清末至民国年间国内政局动荡，不同的当政者也会对历史教科书有不同要求。如1904年商务版《最新教科书》是按照清廷《奏定学堂章程》编写的；1912年民国建立，商务印书馆出版《共和国教科书》系列；到了1922年又根据新定学制出版了《新学制教科书》。

又由于新式学堂使用的历史教科书在清末民初尚属新生事物，在教学实践中会因出现的各种问题而不断修订重编，故当时的历史教科书常冠以“最新”二字。数量众多、版本各异、不间断地修改和重新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在观点、分期、体例、表述等方面为近代史学的历史叙事模式探索积累着可资借鉴的方式方法。此外，教科书在研究层面要求相对较低的特征，反而会使教科书编纂者少有束缚而更能够有所作为。经历了清末民初不得不借助译介日籍中国历史教科书用于新式学堂历史教学的无奈，特别是编译者看到日籍中国历史教科书中那些贬低中国历史地位、宣扬日本扩张意图的政治元素，更激发了编译者自编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强烈诉求。同时，早期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在客观上也起到了促进中国近代史学初始阶段中国史书写学术实践的作用易经在日韩的发展史论文，实为探索近代史学话语系统的较早尝试。直到1923年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出版易经在日韩的发展史论文，被评价为“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可视为近代史学话语体系初步成型并被接受的某种标志，而吕著书名后冠以“自修适用”，说明仍含有教科书的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