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和易经的关系真的如此密不可分吗？
医易同源，是目前中医界非常流行的一种说法。
这种观点认为易经起源与三圣治易，周易和中医同为中国传统文化，同样来源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所以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医，就必须要学《易经》。同时，找出很多古代名医所说的话来佐证这一观点，比如：
“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
——孙思邈
“易教体乎五行八卦，儒教存乎三纲五常，医道要乎五运六气，其门三，其道一”
——刘完素
可是事实上，中医和易经的关系真的如此密不可分吗？所谓的“同源”又具体指什么呢？
“医易同源”哲学基础的思考
中医学的学科属性，在历代教材中的表述都不太相同。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中医学首先一定是医学，是以自然科学为主体。
一般来说，中医学理论体系的产生有三个条件，第一就是长期医疗实践积累的医药知识，第二是天文、地理、历算、物候、农学等科技的发展；第三则是以古代哲学为主的社会文化基础。
而《易经》又是什么书呢？卜筮之书。虽然其中有一定天文地理气象的内容，但是其最早“经”的部分，几乎都是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谶纬预言。
显然，即所谓“同源”，自然是指中医学在哲学基础上受到影响与周易思想相近似，这主要是指以下几个方面。
古代朴素唯物主义
在我国古代先民的劳动实践过程中，对自然和人类社会中的复杂现象产生了各种认识，并且上升到哲学理论的高度，逐步形成了典型的古代朴素唯物主义。
如太极、阴阳、五行、八卦等等诸多学说的基本都来源于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对自然与社会的认识。《周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人文实践的理论代表。
“试图在某些具体的有形物体中，试图在某些特殊的东西中，寻找具有无限多样性的自然现象的统一”
——恩格斯
取象比类的思维方法
取象比类是指在研究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作用时，从一组事物中提取出代表其状态和运动变化性质的“象”，然后“比类”将其他事物按照自身性质分别归属到“象”代表的项目之中，来研究它们的相互联系作用，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方法论。
作为中医学基本思维方法之一，取象比类体现在中医学理论的各个方面，如用五行学说建构的藏象理论中，心脏属火，象火而炎上，主神明，主血脉，赤色、徵音、夏、热、南方、苦味等均归属于心。
在易学之中取象比类思维亦是贯穿始终，所谓“周易无象外之辞”，如“震”卦，代表刚直猛烈，躁动不安的特性，地震、雷雨、长男、将帅、足部、树木、东方、青色等均归属于“震”卦的意象。
取象比类法带来的意象思维在医学与易学中共同使用，在思维方式层面二者都采用了象数模型的思维方法。
天人合一的整体观
不论是《内经》还是《周易》，在自然与人的相关性上，都体现出整体与局部的辩证法思想。在观察、分析、综合各个事物时着眼于整体，把自然和人看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周易》
“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
“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
“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
——《黄帝内经》
对立统一哲学概念的中和协调与动态思维
《周易》中充满着矛盾的对立统一的哲学观念，八卦两两相对，循环往复，形成了易学基本架构的要素。
这种对立统一的矛盾在符合规律的中和协调过程中会产生对事物发展有益的作用。而维持这种自然界、人体内以及人体内外之间的中和协调，更是中医思想的内核，也就是阴阳之间依存制约的动态平衡关系。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风雷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
——《说卦》
“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故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
——《黄帝内经》
但是不得不说，以上这些理论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诸多思想体系的共识，它只代表一个哲学基础而已。这种基础主要来自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阴阳家、道家、名家等思想与人类社会活动的结合。
除去医学以外，天文地理、甚至人伦纲常也都习惯使用这一系列的说法，不能因此而认为中医和周易之间有什么特别的缘分。
如果在这一结论上上还要扩大“医易同源”的范畴，那几乎学任何学科都非学《易经》不可了，因为这种哲学基础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将医学与易学混为一谈的观点，置中医药学和易学的起源与性质于不顾，无视中国医学史和哲学史的发展规律。
只是简单地、想当然地引入部分古代医家的个别主张当做佐证和结论，是极其片面的，缺乏可靠的理论依据。
“医易同源”的社会历史空间
同时，我们也可以跳出医学专门史的固定思路易经起源与三圣治易，从整体古代社会历史变迁的角度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并对这些现象给出较为合理的解释。
在晋唐时期，除了部分门阀世家和山林的隐士们有学医的习惯以外，大多数专职医生的文化水平并不算太高，同时亦比较务实。
所以这一段时间产生的医学著作明显地体现了这一风格，大多数是以辑录方剂的方书为主，有论及症状、病机、诊断等内容，也是简单记录、略加阐释，语言凝练而平实，更见不到对《周易》的提及。
到了宋明时期，随着科举考试的普及和理学的兴盛，社会上文人知识分子的数量显著增多。
正如北宋范仲淹所言，“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当这些没有走上仕途的知识分子进入中医界，提高了中医大夫的平均文化水平，再加上之前的中医从业者也逐步开始接受理学思想以后，“格物致知”的宗旨从一贯彻，也影响到了医学理论探究。
此时出现的大量医学著作，基本都有大篇幅说理、讨论的内容，一改晋唐以前以单纯方书、辑录为主的医书风格，尤其是用深奥晦涩的“群经之首”《易经》的内容解释中医医理，逐步成为一种风气。
这种风气的影响直到今天依然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中医人“崇古谈玄”的作风，造成当代民间对中医的认识中，总认为《周易》应该是中医人必须掌握的技能。再加上《周易》特殊的神秘主义色彩，更是令很多人升起了好奇心。
对于当代而言，一名中医大夫如果将《周易》研究作为一种爱好，本来也不错。如果更进一步，能基于《周易》在中医思维方法上做出一些新的成果，那更是很好了。
不过，如果在对《周易》和中医理论都不明不白的情况下将二者强行拉在一起，认为这样便可彰显水平、炫耀声名，甚至以此诓骗学人与患者崇拜的话，那这种行为不光有违易理，更是医德匮乏的表现了。
本篇作为“谈中医学中的周易崇拜”这一专题的上半部分，主要是以学术史的角度进行正本清源，阐明中医学发生早期的哲学基础与易经思想之间的关系；在下半部分里，将会对中国医学史上明确以易理解释医理的医家及其著作做一梳理，详细谈一谈“医易学说”的形成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