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从“鬼谋”到“人谋”
今日读到姜广辉先生一篇文章。
《易经》：从“鬼谋”到“人谋”
这是近年来易学领域为数不多的值得一读的好文章。
甚至可以说是唯一一篇值得一读的。
因为这篇文章里对《周易》这部书的性质做了深入的思考。
易经究竟是一部卜筮之书，还是义理之书？
在这个问题的基础上，作者先对基本事实进行了梳理。
得出的第一个论点是：商代应该还没有爻辞，也没有发现周初有易经卦爻辞的证据。也就是说，《周易》爻辞在西周初年不存在！文王周公自然也不可能是爻辞的作者！
殷商重龟卜，亦兼用筮占，此风至周初亦然。周初之人凡遇重大事件仍以龟卜为主。《易经》虽然可能为西周人的作品，但在传世文献中易经筮法揭秘图，我们尚未发现西周人引用《易经》卦爻辞的材料。
商代的筮法可能尚停留在较初级的阶段，还没有细化到“爻”的层面，自然也还没有爻辞。此外，还有另一种说法，即以本卦为贞，之卦为悔，此种情况也应该只是在卦辞方面进行比较，还没有证据表明此时已有爻辞。
周初凡遇国之大事需要贞问鬼神时，尚采用龟卜之法，而未用筮占之法。虽然传说周公为《易经》爻辞的作者，但周公并未采用筮占的方式。
我们推测当时三《易》尚无爻辞。
我们相信，在《周易》出现后的相当一段时间，也只是有卦辞而无爻辞。就是说，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完整意义的《易经》在此时还没有形成，这种情况是与殷商以迄周初的历史文化背景正相吻合的。
对于这个观点，本人表示无比赞同。
第二个观点，文章指出：
完整意义的《易经》作为文本流传，其卦爻辞开始被引用是在东周以后。在传世文献中，《左传》、《国语》中有二十二则用《易》（以《周易》为主）进行筮占或论事理的资料。
作者因此得出结论，认为虽然《左传》和《国语》里面有些筮例内容是编造出来的，但是这可以证明春秋时期就已经有了完整的易经卦爻辞。
虽然《左传》中这些关于用《易经》占筮的材料未必可信，但笔者仍相信在春秋时期《易经》已经开始流行了……
这些用《周易》论事理的资料大多集中在春秋末期，说明至少在春秋末期，《易经》已经开始流行了。
至于《易经》的成书年代，笔者则比较赞同西周后期或更晚一些的意见。
在易经成书年代的问题上，抱雪斋主人虽然持有不同意见，但是此文排除了文王和周公写周易的可能性，已经是非常大的进步。
该文还在易经原文中找出了卦爻辞成书偏晚的一条证据：
《谦》卦六五爻辞：“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周天子对远近用兵只称“征”、称“伐”，从来不用“侵”字，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无所谓“侵”。“侵伐”二字反映的是诸侯间的侵境攻战的战争特点。而西周之时，诸侯间的侵境攻战不仅少见，且为舆论所不容，所以这一时期应该不会有“利用侵伐无不利”这样的说法。
妙的是，该文还提到了韩宣子所见《易象》比易经还早的观点。
因之笔者提出一种新的假说，认为文王所演之《周易》，当是韩宣子聘鲁所见之《易象》，此《易象》类似于今本《周易》中的《大象传》，它只是讲内卦和外卦之间的关系，并未细化到“爻”的层面。笔者并大胆推测，那个《易象》很可能早于系有卦爻辞的今传本《易经》。今天笔者仍坚持这个意见。
抱雪斋已经指出，今本易传《大象》其实就是子思根据韩宣子所见《易象》改编，而《易象》的作者确实有可能是周公本人！也就是说易经筮法揭秘图，《易象》才是真正的古易经！先有《大象》才有了《易经》！
在这个问题上，与姜先生不谋而合，甚是欣喜。
该文接下来的观点，更是令人无比赞同：
《易经》作为中国文化元典之一，是一部系统模拟、反映“世界之理”的书，重卦形式是它的理论模型。每一卦一个主题，由卦爻辞的显性语言与易卦结构的隐性语言相结合，构成六十四篇阐释“世界之理”的精悍短文，立论通达，逻辑严整，面面俱到，给人以智慧的启迪和道德的教诫。整部著作处处体现理性的睿智，并没有任何“天启”或“神意”的神秘成分。故此书乃是“人谋”之书，而绝非“鬼谋”之书。
